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：互联网不借助公益模式成不了事
1998年，全球“信息社会指标体系”(IDC)对55个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和能力进行了评估，结论为：中国综合排名第49位，排中国后面的主要是几个非洲国家。不久前，在浙江乌镇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》，结论为：全球互联网发展排名，美国第一、中国第二。20年间，中国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可谓一飞冲天。
2018年12月17日，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京举行组委会成立大会，讨论共建互联网公益行业规则。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表示，透明、理性的公益生态需要科技创新能力的帮助；共生与共创是互联网公益生态建设的努力方向。所言极是。
不公益，无互联网
1993年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国家外专局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合作，启动了海外学人回国创业的“展望计划”，第一个来访的“华人青年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”是在美国利用互联网组团成功的。代表团给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张今强副部长写了一份报告，建议中国尽快引进互联网，借助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寻求后发优势。1995年，互联网在中国落地，我把青基会办的《中国青年科技》改刊为互联网门户杂志，并举办了“互联网与中国青年国际研讨会”。1996年，中国青基会暨希望工程官网上线。1998年至2000年，在国务院信息办指导下，中国青基会连续组织了三届“中国互联网大赛”，我任大赛组委会主任。
2000年4月26日在搜狐公司，我与搜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作了一番关于互联网与公益的对话。我说：“互联网和公益事业有一种天然亲和力。信息产品与传统商品最大的不同点是它可以让亿万人共享，因为它的这种公共性，使得它与公益事业有着天然的联系。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：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好像就是在做公益事业。从新闻到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娱乐、通讯，还有网上虚拟社区的交流，都是免费的，感觉好像是公益机构在做网站......说搜狐是公益网站也不为过”（原载《徐永光说希望工程》）。
互联网是用海量投资烧钱做公益，把自己烧大的。这里所谓“公益”，是套路，而非本质；是手段，而非目的。不公益，无互联网；谁的公益模式持久，谁就赢者通吃。恰似多级火箭，奋勇烧钱，前仆后继，“剩”者为王，一将成名万骨枯。互联网发展，外表看起来很美，内里很惨烈，这是市场逻辑，公平合理。
阿里巴巴因开放共享的互联网商业平台模式，在2000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赛优秀电子商务网站奖；阿里的淘宝商城从免费开始，给数百万人带来创业、就业机会。今天，单单3200多个淘宝村，年销售额就超过2200亿元，带动就业人数超过180万，其背后是脱贫致富。“马云最公益，故马云最赚钱”。再说腾讯给与大众的福利，利用微信平台，2分钟就能免费开通微店。到2016年，微店注册用户已超3000万。只需一部智能手机，退休老人可以老有所为，残疾人在家动动手指头就能自食其力了。如今，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成为返乡创客，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，让乡村与城市互通有无。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能。
互联网借公益起航，乘风破浪，发展壮大，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奇特景象。曾几何时，一位自称中本聪的神秘人创造了虚拟货币比特币，搞出了据称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区块链。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、去中心化、几乎不可更改的数据库记账技术。
区块链技术的应用，将杜绝造假，包括制假货、作假账乃至说假话（区块链记录下谁说了假话，就像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一样在宇宙中抹之不去，与人类共存亡）。社会信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“商品”，未来，信用社会的构建将不是靠律法强制和人的“道德”“觉悟”提高，而是靠技术来实现。IT革命论日本第一人野口悠纪雄在《区块链革命：分布式自律型社会出现》中预言：区块链技术为实现扁平化社会提供了可能性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DAO（去管理者企业组织）将成为未来社会主角。
相比之互联网把公益融于商业的无心插柳，区块链则直接举起公益大旗或与公益组织结成联盟，披挂上阵，攻城略地。公益公信力不高是社会痛点，如何让公益资金的流向保持自律互律，公开透明，不做假账，在公众监督中一目了然，是区块链应用的最佳场域，也是成本最低的技术开发测试场。有鉴于此，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、数字交易平台、资金结算平台、互助保险平台、众筹平台，区块链公司借助公益筹款、公益资源配制流动或个人求助募款来做区块链技术开发的模拟，同时作为构建公益信用体系的“卖点”。
无论是腾讯99公益日、腾讯“公益寻人链”、蚂蚁金服“让听障儿童重获新声”项目、蚂蚁森林、阿里公益宝贝、百度滇西北支教老师经费补贴上链项目、京东-美丽中国区块链物资公益，还是众托帮、轻松筹、水滴筹的大病互助项目，都在做区块链与公益结合尝试。数千优秀公益项目通过腾讯99公益日筹募捐款，3.5亿蚂蚁森林参与者在内蒙库布其沙漠“种树”，都为区块链测试提供了上佳场景。当然，这是商业和公益的双赢之举，也是把公益植入公众日常生活的社会创新。